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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八国际股东主义已死?金融重新思考ESG投资与企业责任

2023-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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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八国际龙八国际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的外部性问题,逐渐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议题。在投资趋于全球化布局的背景下,这个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困扰着机构投资者。受此影响,学术界和一些跨国组织以及国家监管机构,开始尝试协调企业与公民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将这一努力上升到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以寻求突破。

  2004年,联合国与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将气候、环保、慈善等传统上属于政治治理范畴的问题,“打包”成一个一揽子概念,并将其与“企业的社会责任”联系起来,正式构建出一个ESG理论框架,以期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服务。

  多年来,在麦肯锡、贝莱德、先锋集团等基金巨头及其他跨国机构不遗余力地推广下,全球ESG投资基金的数量、资产总值等主要指标,均已增长了数倍乃至数十倍,几乎成为“全球共识”。在国内,据普益标准的研究报告,2019年至2022年,国内ESG银行理财主题产品也已累计发行了250多款,全市场发行数量环比增加89%,增速亦颇为可观。

  所谓ESG框架,是指在企业的投资中,综合考量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三个因素,引导金融资本向这三个方向更积极地投入,并通过对企业管理者运营行为的约束和评价,对此类投资证券的交易进行评级,从而促进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该说,这种理念本身无疑是着眼于人类长远福祉的,绿色、健康、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也是21世纪经济发展的新课题。

  当地时间2023年7月4日,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鹳鸟在斯尼胡里夫卡镇附近被烧毁的田野上走动。视觉中国 图

  然而,去年至今,随着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以及大宗商品供应链冲击和美国几家大型银行的破产接踵而至,ESG投资基金在经历了一轮投资热潮之后,出现了资金流出、增速放缓的现象,全球ESG基金管理的总净资产下降了29%。如果说,上述一系列事件只是ESG投资“退潮”遭受的外部冲击,那么,从内部重新思考ESG投资理念与企业的关系或许亦当其时。

  首先,需要讨论的是企业的责任。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经济学上一般追溯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一篇文章。在这篇发表于1970年9月13日《》的专栏文章中,他首次公开提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追求利润”的观点,并指出,在一个由自由企业和私有产权构成的经济体系中金融,公司高管作为企业所有者的雇员,有义务在遵守社会基本规则(包括法律和道德习俗)的同时为委托人(股东)谋求利润的最大化。

  然而,弗里德曼的这一观点,此后多年遭受了媒体和学界的激烈批评,人们通常会将其误解为“唯利是图”的“股东主义”( shareholder theory)代言人,却忽视了他在《资本主义与自由》等著作中深入阐述的“法律和道德习俗”的涵义及其与企业管理者的关系。

  人们会认为,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如果还能实现某些特定的社会价值(比如环保、慈善)这难道不是好事吗?这当然是好事,毕竟企业既能为股东赚钱,又能实现公益目标,看起来确实很完美。这个很有吸引力的主张,也正是ESG理论所追求的目标。

  不过,剖开来看,这种目标实际上是将企业管理者的商业实践与特定的道德、政治目标混淆在了一起,与追求利润相比,它不仅会让企业决策者决策失焦,也对企业所有者传统上的产权独立性构成了挑战和威胁,因为企业运营者作为受托人现在不得不追求若干不盈利、甚至赔钱的经营目标。这无疑是除了委托-代理和道德风险之外的另一种难题。

  其次,需要重新思考的是企业的性质与效率问题。可以发现,ESG投资理论实际上假设存在一种抽象的利益主体,对这个主体而言,“环境、社会、治理”这三个宏大的公共问题具有负外部性,而这种负外部性,可以通过金融投资以及对企业行为的约束转化为企业的内部性龙八国际。笔者推测,这种观念的理论基础大概建基于罗纳德·科斯,他在《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中指出,企业之所以存在,其实质在于将市场交易的外部成本通过产权与契约关系的有效运作内化,从而提高了经济的整体效率和社会福利。

  相比而言,ESG框架所假定的“负外部性”与科斯所说的市场交易成本很难说是一回事,因为前者所说的三要素既难以形成可观察的价格信号,企业也无法有效地确认或量化它们的规模和边界,从而让实际的决策行为陷入困惑。因此,ESG理念可能会严重制约私营企业创造社会整体福祉的效率和能力。并且,从这一角度来看,ESG本身产生的负外部性甚至可能超出了企业,从而与其倡导的理念形成悖论。

  在投资端,ESG作为一种金融创新龙八国际,意在将投资者的良好愿望融入金融资产中。为了实现这种投资的市场化,就需要构建若干组织,以便对其进行跟踪、监管、评级。除却其被坊间质疑的官僚计划经济意味之外,其在目标和流程上内在的模糊特性表明,这一金融创新工具的价值亟待市场进一步评估和投资者的独立判断。因为说到底,金融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生产和消费,但它本身并不生产商品,它的产出只是市场行为,而环境、社会、公司治理这些命题远远超越了市场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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